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，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，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。在这样一个大家庭，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，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、一个妾，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。作为一家之主，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。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，他也不得不去承担。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

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。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，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，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，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，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。因此家是重中之重，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。如果一个人发达，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；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，他的家庭会帮助他。

像一棵大树，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。一些枝丫死去，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，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。如果有三个兄弟，其中的一个死了，还没有孩子，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，这样香火得以延续，用中国的俗话说是“续香火”在祖先的祠堂里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。

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，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，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，并靠他生活。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，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，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。

在中国，在父亲去世后，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，通常也不分家。常常有这样的观念，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，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。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。

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，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。所以事实也是如此。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，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。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，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。想法并不重要，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。如今，当二舅舅去世后，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“香火”当然，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。

在中国社会中，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。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。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，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，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“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”

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。任何人都一样，没有特殊服务。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，一碗汤，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。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。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（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），肉与蔬菜仅仅“下饭”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，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，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，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。

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——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——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。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，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。反正，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。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，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。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。

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，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。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。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，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，至少不能轻贱家庭。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，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“教养”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，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，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，责任在父母身上。依照儒家的教导，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“首要的品德”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，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。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，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，因为她教子有方。

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，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，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，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，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。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。从前在我的家乡，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，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，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。

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，所有的人都能理解。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，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。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。他长大之后，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。

家族崇拜是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。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，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，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，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，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，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。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，或任何重大的场合，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，燃香，点蜡烛，供品摆在祭台上，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。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。